弹性外交：300年文治帝国的生存之道
宋朝立国300年,经济、文化、科技异常繁荣，堪称文治帝国。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和平的外部环境，但宋自始至终都处于强敌的挑战之中。契丹、女真和蒙古武力强盛，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，其所依赖的骑兵，机动战斗能力胜过农业民族的步兵。宋初屡次北伐失败的教训，使得宋朝不得不面对无法制服强敌的现实，于是基于理性的考虑，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行动，来解决外部的威胁和侵略。知名历史学家陶晋生在他的新作《宋代外交史》中详细叙述了宋朝在强敌环伺之下的生存之道。
10世纪初，大唐帝国崩溃，朱温建后梁，占据汴京。同时，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统一内部，于905 年与据有山西的突厥沙陀领袖李克用结盟，扩张势力。
从五代开始，多个政权并立，东亚格局逐渐进入多元体系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政权都体认到不能达到唯我独尊的局面，需要用外交的手段来维持竞争的能力甚至生存。
在多元体系中的宋朝需要外交。宋代外交的主要对象是辽、金和蒙元三朝。宋朝建立以前，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已建号称帝，其皇帝的地位，中原无人能够动摇。后晋石敬瑭用割地、称臣称子和进贡岁币的方式与契丹耶律德光议和，得到“父皇”的援助，取得中原的政权。而后晋成为契丹的附庸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影响深远。宋以前的朝代曾经用贿赂的方法应付周边政权，最显著的是利用和亲政策来笼络邻邦的君长。以岁币和土地来换取和平与政治军事的支持，则是后晋对契丹首开其端。宋代君臣对后晋的称臣纳贡记忆犹新，尤其岁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作为外交的筹码。其后两宋外交政策的核心竟是岁币，并且发展为外交方面的一种重要手段。
宋太祖虽然有心缔造大一统的帝国，但当时他的重点在于先收服南方诸国。宋太宗试图以武力夺回五代时失去的燕云地区，两次北伐契丹失败后，群臣纷纷劝太宗“屈于一人之下，伸于万人之上”，他们提出的政策是用平等的国书致契丹，以金帛和贸易以及和亲来避免战争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宋已经承认契丹的势力可以和中国匹敌，恢复燕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面对这样的对手，利用中原丰富的资源和物产来换取和平，即使有些委屈，却是当时宋朝君臣认为比较适当的外交政策。
宋真宗与辽圣宗订立澶渊盟约，形成“澶渊模式”，就是以外交的手段缔结和约，维持与邻邦之间的友好及和平。南宋叶适说：“以金币啖虏，本景德以来立国之素规耳。”宋朝以此模式执行外交的态度是务实和理性的，从10世纪到13世纪，约有一半的时间，两宋和辽、金、蒙元三朝维持着对等的关系。宋辽两国间的外交制度建立后，每年至少互相派遣两次使节，另派遣特使解决重要问题。这样通过外交的方式建立交换信息的沟通管道，避免了误解和歧见。当然，“澶渊模式”不完全是东亚多元关系的创举，但是“澶渊模式”的内涵和与此模式相关的种种制度的建立，以及此模式在两宋和辽、金、蒙元持续运作，则是宋辽两国统治者智慧的结晶，也可以说是文明的进步。
北宋的外交以维持皇帝地位及疆土完整为主要目的，用岁币来代替割地。缔结《澶渊誓书》及《庆历誓书》两次和约的外交，虽然于建立平等关系之外，致送岁币与辽是瑕疵，但是两国间的和平维持了一百二十年之久。所以可以说直到徽宗破坏和约，北宋对辽外交是成功的。
南宋建立后，新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对金的实力不够，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，只好屈辱求和，而岁币对金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拒绝的诱惑。高宗屡次遣使求和，提出岁币这个必要的条件。高宗也同意除付出作为贡品的岁币之外，如不能维持土地的完整，可以退而放弃一部分土地；甚至牺牲名分，对金称臣。高宗和秦桧一意求和的外交策略过于屈辱，是失败的，不过却也维持了宋金对峙的局面。
宋孝宗于北伐失败后，努力以外交的手段改变高宗的难堪困境，虽然尚无法完全维持“大宋皇帝”的名分，却与金朝达到近于平等的地位。直到金朝灭亡，蒙古骤兴，12至13世纪末的局势是南北分裂。
蒙古崛起，宋人对于是否联合蒙古来灭亡金朝议论纷纷。虽然君臣都知道应以联金灭辽的失败为鉴，但是南宋对金朝有靖康之难的大仇恨和大耻辱，联蒙灭金是报仇的好机会。可惜宋人在灭金之后，对蒙古的外交屡次失误。加以蒙古并不遵循两宋与辽金外交的“澶渊模式”，到了蒙古大军进逼临安之时，宋君臣仍冀图以送岁币和称臣来保全一隅之地，但既无效力，也为时已晚。
宋朝和辽、金甚至西夏都以赠送岁币或岁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。岁币的给付，其实给两宋造成的财政负担并不是很严重。但是聘使往来，人力和物力的费用却很庞大。宋朝和辽金间每年互相庆贺正旦和皇帝生辰都需要赠送礼物；皇帝去世或新帝登基，辽金或宋朝都必须遣使带着礼物吊祭或道贺。使节团的人数虽不超过一百人，从地方到中央接待来使的费用却非常庞大。此外，对出使者的奖赏和来使的赏赐也是一大笔开支。
两宋的外交，除了沿袭历代的外交制度外，对重要敌国辽改变了传统的朝贡模式，以适应平等的外交需要，如增设了专办外交事务的机构国信所。在“澶渊模式”下，国信所为外交人员服务，组织使节团及接待来使团体，可以说是外交部的雏形。当时没有真正的职业外交家，在实际的外交执行方面，两宋和辽、金、蒙元都必须依赖大量的官员从事外交事务的谈判，由他们肩负重大的责任。两宋和辽、金、蒙元三朝的使节，处理外交事务有一个从尝试到娴熟应对的过程，有些杰出的使节能够较好地完成出使任务，有些勉力完成使命，少数则虚应故事或不遵礼节而受到责罚，有些甚至经历苦难，牺牲生命。使者交涉的事务大半属于经常性的典礼和应酬，少数的则谈判成功，与邻邦缔结条约，达到和平的目的。使节的谈判权力自然受到帝王和大臣的限制，不能自作主张。但是由于空间的限制，即由于交涉的地点与朝廷所在地有距离，不能随意往返；或由于时间的限制，即交涉时间过长，中间可能爆发战争，有时候使节不得不因应情况的变化而做出弹性的决策。例如，曹利用对辽岁币的数目，可以在寇准允许的范围内决定。又如，富弼可以决定拒绝辽兴宗提出的和亲要求，而增加岁币。至于到邻国后，从地方到中央接待的礼节是否适当，外交语言是否得体，能否争取到最大的利益，都由使人自己决定。不过，这种决定有时候是把双刃剑：有的结果会得到朝廷的奖赏，有的则会受到责罚。例如，陈襄对辽争得座位保住权利，却被责罚；又如，王伦争取到金人放弃河南地，得到奖赏。因此为了明哲保身，多数使人的行为会比较保守，不必争取更好的结果，以免出错。辽、金、蒙元三朝接待两宋外交人员的主要是汉人，辽、金和蒙元的使者，除契丹人、女真人和蒙古人之外，也有渤海人或其他民族，而大部分都是汉人。出现这种现象，自然是因为使宋和接待宋使者大多要说汉语，也因为和两宋交涉，在制度上必须向中原学习，或与中原人士一起创建新的制度。
宋辽间一百二十年的和平，影响所及，俨然在东亚形成了诸国间的共同规范。北宋对辽夏的外交，都谨守“两国外交，不杀来使”的古训。但是到了金朝崛起，随着多个政权间势力的失衡，外交制度在形式上虽仍沿袭宋辽外交的模式，但实际上金和蒙古对宋使都相当残暴，宋朝对金、蒙派遣的外交人员并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，他们时常被敌国拘留、虐待，甚至被杀害。影响所及，到了南宋末年，宋人也拘留甚至杀害蒙古使人。显然，在势力均衡的局面不再存在的情况下，宋辽创造的外交制度逐渐被破坏，而其责任并非完全由于金人和蒙古诉诸武力，宋人不能因应时代的变迁，仍然运用逐渐失效的“澶渊模式”也是原因之一。
回顾一千年前的历史，北宋与辽的统治者用他们的智慧和善意，建立了和平的外交关系架构。在这个架构下，出现了自古以来最具规模的外交制度和最大数目的外交人员，留下了珍贵的外交记录。即使有少数的外交人员受到拘留甚至被杀害，综观当时外交运行的过程，可以说是理性和务实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经济发展，文化兴盛延续了约三百年。只是随着时移世易，智慧和善意与外交架构逐渐被消磨，而最后赤裸裸的武力结束了两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。
【摘自：《宋代外交史》陶晋生/著 重庆出版社&华章同人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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